半岛·体育中国官方网站人人都是艺术家：艺术如何向生活学习？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西方艺术家”的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曾经这下过这样一个论断：“人人都是艺术家。”在他看来，艺术是人类最本真的表达方式。不论是工人、作家、医生还是教师，不同职业、身份、年龄、文化背景的人，都可以成为艺术的表达与创作者。
“人人都是艺术家”也意味着艺术的形式、发生地点需要与日常生活不断靠近。当全球化拉近了人们的距离，互联网填平了曾经的信息鸿沟，当代艺术因时代和科技的发展不断演进，艺术的发生场域早已不再是传统的白盒子空间，它与日常生活的边界正在不断消弭。
艺术与生活，个人小世界与公共空间……一组组看似相对的概念并置，提示着艺术走进大众、走入公共空间，将要面对的诸多命题。艺术得以如何改变普通人的生活，一个有活力的空间又将如何激发人们的创造性使用？2024年1月13日下午，《三联生活周刊》联合成都SKP举办了名为“人人都是艺术家：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公共空间？” 的主题沙龙。活动以艺术和公共空间为着眼点，特邀艺术家葛宇路、艺术家何利平、建筑师董灏、策展人胡燕子进行分享，由三联人文城市&三联中读执行总编辑贾冬婷担任主持。作为三联人文城市系列沙龙的第五场，四位对谈者将与我们分享他们对公共空间、艺术与人的见解。
生活于北京的艺术家葛宇路一直在城市公共空间进行个人的趣味表达。2017年，他在朝阳区百子湾一条无名路边挂上一块写着“葛宇路”的路牌，见证这一路牌被导航系统收录的过程。个体对公共空间的介入和互动，以一种戏谑的方式呈现了公共空间中存在的微妙缝隙、空白空间以及某种模糊又让人忍俊不禁的可能性。
在详细讲述自己的创作之前，葛宇路首先谈及了两块已经存在的、不断令自己生发思考的路牌。第一块路牌是北京燕郊的“福成路”。这条路的名字源自当地曾名噪一时的地产富商李福成。开发商拿地并履行政府承诺，通过整修路网管道、公共电力等基础设施，从而获得该地块一条道路的命名权，实现了一种个人介入公共的可能。
第二块路牌是社交平台打卡文化流行的产物。在很多旅行照片上，都可以看到人们在与城市名或路名相关的个性化定制路牌前留影，“我在xx很想你”、“想你的风吹到了xx”是其最常见的表达模式。这些路牌上有的，是不具备实际功能的诗意文字，有些甚至不出现在道路上，而是在商店门口或者室内。“它们并不指向实体道路和相关公共资源，但却成了让全民热情高涨的现象级事件。”葛宇路说，如果把媒体的关注也算为一种公共资源，普通民众的拍照打卡也是一种公共参与形式，那么第二块路牌显示出的则是与福成路不同的另一种公共性。
葛宇路自己的创作，则为公共性的讨论提供了第三种可能。6年半前，他将自己的名字做成路牌，插在一块由于政府疏于管理而没有命名的小路之上。在接下来的三年中，“葛宇路”的牌子逐渐产生了真实功能：它开始出现在交通警开的罚单和快递送达的地址上。葛宇路将整个过程记录，并在展览上以作品的形式展出，迅速引发了来自社会各界的热议。最终，“葛宇路”的牌子被政府部门清除，但作品促发了北京市道路规划委进行全市道路普查，1000多条没有名字的小路被发现并重新命名。
这三个案例当中，究竟哪一个是真正的公共参与？哪一个具有着某种通向“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可能性路径？
“公共参与在我看来，更多是指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到一些规则的制定和建议调整当中来，”葛宇路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人对一个地方要拥有某种归属感。当一条无名路小路拥有名字，你去打车也会方便；当一个小区的公共空间维护好了，你自己每天住着也会更舒服，房子还可能卖得更贵，本质上和把家里装修搞好是一样的。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公共参与。”
“如果说，一个人参与所在区域公共空间的建设有门槛，那么我觉得这个门槛应该取决于他对这个地区的了解和热情，而不仅仅是金钱或者人脉资源。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亿万富翁去开发一个地块、命名一条路才能实现公共参与。我们期待的公共参与最好是像网红路牌打卡一样简单，很轻松的方式就可以参与。但我也相信，大家能做的也肯定比在路牌拍拍照多得多。我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这三块路牌，找到适合自己的、更多参与到公共当中来的途径。”
来自成都的艺术家何利平始终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在他的理解中，博伊斯所说的“人人都是艺术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有一个艺术家的身份，而是在强调我们都可以用艺术家的方式、有创造力的方式，让生活变得更有趣。“艺术在当下的今天，其实更多地是在向生活学习半岛·体育中国官方网站。”
何利平的作品很多都与个人的生活经验息息相关。他近期的一件创作就源于自己90年代初到访澳门、与朋友们在KTV唱歌聚会的经历。在这件有着浓浓复古风格的作品中，何利平录制了大家在KTV唱的老歌，又模拟了上世纪90年代流行音乐的MV，种种元素无不显示出港澳流行文化对一代人审美的深刻影响。
何利平认为，艺术的发展有两个方向：一是传承——将祖传的技艺保留并不断精进，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另一个就是创新，不断开拓新的艺术形式和表达方法。如今，当便捷的通讯和高效的互联网传播让世界变得扁平，各地美术馆画廊的展览都越来越相似，艺术家如何才能突围，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先锋”？
“2000年前后，经常能在有关当代艺术的报道和文章中看到’先锋’或’实验’等字样，但现在几乎很难再看到这些词了，”何利平回忆道，“我觉得不是说艺术家的创造力不行了、不再先锋了，而是这个时代发展的太快，生活本身比艺术更有意思、更前卫了，而艺术反而变得有些产业化、同质化。”
因此，在作品《艺术，让生活更美好》中，何利平反转以往的艺术品销售逻辑，用看似小的改变拒绝雷同。他在两年时间内绘制了近千张画作，以500元一张、1500元两张、2500元三张.....买得越多单价越高的反向逻辑售卖。“单张作品的价格低，是希望能有更多人能参与到这个项目里来，而越卖越贵则是希望可以来追问，在现有的画廊、艺博会生态之外，艺术商业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性？”后来，何利平又把这个项目带到了不同场域，艺博会、街边摊，不同场所都以同样的形式售卖。“我想把所谓的高级和路边之间的差异拉平，在我眼里它们都是一样的，都是有着同样功能的空间。”
另一件标题里同样有着“生活”二字的作品，则汇集了何利平对公共空间和生活本身的思考。作品《生活广场》是以成都荆竹生活广场上16家米粉店、小卖铺和摊贩为原型拍摄的广告。“广告”里何利平自导自演，化身大厨、店长等不同职业进行产品推荐，完成的“广告”又在店铺中循环播放。
提起这个系列，何利平特地强调了一个细节：“你会在片场看到旁边有补光灯，其实补光灯一加进去之后，整个现场它就有一种抽离感。所以我一直强调，我是在向生活学习，但不是照搬生活。”
在何利平看来，生活就好像一个情绪片场，多元化的情绪、关于物质的、关于精神的...各种各样的混合在一起共同组成了今天的生活。“我们所有人，不管是什么行业，什么样的生活背景，拥有怎样一个知识结构，底层逻辑和现实遭遇大体都是一样的。”何利平在总结为何自己的创作总与生活相关时说到，“就人本身而言，归根结底最底层的需求和是一样的，是和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日常就是我们最大的修行。”
建筑师董灏持续关注城市公共空间与个体空间之间的联系。他提出“空间塑人”的概念，希望通过建筑，去探索空间与每个普通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外在的城市环境，还是更贴近个体的家庭居所，都在为人们提供某种情绪价值，而人们产生的情绪，也会反过来作用于城市和空间。”
每个人都可以如艺术创作者般，与空间、城市产生情绪上的交互，并且影响日常乃至一座城市的风貌——这正是董灏对“人人都是艺术家”所作出的解读。
在今天，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单纯追求功能性的建筑与空间，早已无法再满足的大众的多样化需求。在从美国返回中国工作的20余年里，董灏见证了大众空间观念的转变：“早些年，媒体在报道建筑项目时，对项目图片都会有各种要求，其中一条就是希望照片里不能有人，要比较干净地展现建筑的样子，但现在这样的要求明显已经不合时宜。”
作为建筑事务所Crossboundaries的创始人之一，董灏与团队在2014年设计了北京爱慕时尚工厂。在这里，他获得了一张印象最深、最满意的空间照片：图像记录了2019年，超过300名员工和观众一起聚在工厂中庭，观看艺术家徐冰的艺术纪录片《蜻蜓之眼》。董灏说，那天的场景，令他特别满足，当初建筑设想中的人与活动、空间、艺术终于融为一体了，形成了“一场终极的体验、一个最完美的状态”。
2016年，董灏与团队在北京胡同中以镜面飘带为媒介，配以三个装置艺术，打造“异人异景”，从人对家的情感出发，探索人、空间、时间三者相互影响的关系。镜面飘带的出现，让访客可以体验到被模糊的空间边界，感受到被重新定义的私密和公共空间关系。
2022年，他们在柏林的施特森湖，改造了一艘船屋，仅有62平米室内空间的小船，凝聚了船主在中德两国间生活的不同记忆，它既是一个流动的、具有实际交通功能的水上会客厅，也是主人休憩、放松的私享安乐窝。
在小尺度空间探索之外，董灏也在城市维度的层面进行拓展：在北京，他将宋庄的小尺度消极空间改造成层次分明、串联贯通的社区空间，将毗邻小堡文化广场停车场的街道景观，改造成一个热闹、合符民生诉求的户外社区公园，打造了一片充满烟火气的、各年龄段友好的“城市客厅”。在深圳，他将地铁航站楼和车厂大楼1.2公里长的废弃屋顶，改造成了一个以深圳天际线为背景的运动和休闲空间，让生活在周边的群众，和周边学校的学生，有了更多的运动空间选择。新建成的体育场还利用了当地全景，捕捉大海的景色，从而呈现出不断变化的独特景观。
在线上交往越来越频繁的时代，董灏的建筑探索还在不断继续。一个有活力、让人愿意面对面交流的城市空间是什么样？一个空间将如何为它的使用者，不断提供情绪价值并产生互动？他希望能通过一个个不同的项目，来寻找到更丰富的可能性。
从艺术家到策展人，胡燕子一直在进行公共艺术与社区营造的尝试。对她来说，博伊斯“人人都是艺术家”的理念在各个阶段都能带来启发。“2012到2015年我在做行为艺术，但在我们当下的社会语境中，行为艺术能够在公共层面发生作用的机会并不多，怎么能够让艺术和更广泛的人发生关联？我发现也许策展是很好的路径。”
很快，博伊斯的理念给了胡燕子第二个启示。“策展只能在美术馆吗？不来美术馆的人有没有可能去创造性地回应自己的生活？” 像博伊斯号召大家植树一样，胡燕子从白盒子出走，发起“童年秘密档案馆”、“社区策展人”、“重返生活”等项目，寻找艺术介入社会的多样方式方法，通过改变空间属性来推动空间生产。
离开专业化的美术馆空间来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茶室、图书馆、瑜伽馆，甚至是巷角街头都能成为艺术的发生地。打破专业限制和精英视角，胡燕子希望艺术能邀请更多人参与其中。“有时，我们会看到不同社区、不同个体审美各异的创作，慢慢我开始理解，这种参差不齐的背后是真实的社会处境。我们要抛弃所谓的‘专业人士审美洁癖’，让艺术像水一样流到所有人的生活中去。”
2020年，胡燕子与社会组织爱有戏合作，在成都发起了名为“社区策展人”的计划，以鼓励更多人重新认识自己的家园和附近。她强调“三方合作机制”，联动艺术创作者、学者与社会工作者，发起与在地居民真实链接的工作坊。
在其中一期工作坊中，胡燕子邀请导演李一凡做导师，教一些没有任何艺术背景的人学会如何简单地通过影像讲述自己的故事，“四期的工作坊肯定没办法让参与者瞬间拥有专业的视听语言，那么这个项目的意义到底在哪里？”胡燕子说，有时甚至连参与者们也会来进行追问，“其实答案很简单，在这一年中，参与者们会发现，原来自己也能拥有通过艺术表达的权利和能力。这种表达的权利一旦你拥有过，就知道它是极其重要且值得坚持的。”
“创造性地发明空间，改变空间属性就是空间生产。”2021年秋天，成都的工作方法在上海得到了进一步的实践检验，在2021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胡燕子作为策展人导师，与大鱼营造合作招募42位社区策展人，把8个街区小店变成展厅。由当地居民组成的策展小组，提出了给街坊办个展的方案。于是，大家看到了换钥匙修拉锁的老周出现在了展览里。这个展览里展示的，是老周的人生故事和生活格言。老周一直坚信“服务好自己是服务别人的前提，做任何事情都要干干净净”。通过这个展览，大家看到了一个普通人的尊严和体面，看到原来这个手艺人还有这么丰富的内心和故事。
与此同时，它还衍生出了一种联动效应：修拉锁的老周可以参展，那么我是不是也可以？于是，展览的排期自发地生成了，后面大家又看到了“失业的黄女士”、“快乐的二胡”等不同居民的鲜活故事，街区里的小店也逐渐成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文化艺术聚落。
胡燕子说，在她进行艺术实践的过程中，时常会想到博伊斯。博伊斯的作品和理念一直在不断地推着自己前进：“我们要去成为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艺术家，必须要去拥有对自己生活的主动性。行动空间是要靠发明出来的，发现更多行动者是必要。这其实是一种与生活的对话和博弈，如果我们放弃对话、放弃博弈，我们就慢慢会变成一个单纯活着的、被异化的人。当我们自发的行动起来，才有可能成为生活的艺术家。”
SKP RENDEZ-VOUS，一处包含新概念书店、时尚创意西餐、生活好物、艺术展演与文化沙龙的跨界组合。
她的构想始于书店、但不止于书店。她以全球视角寻觅文化、艺术、设计、生活方式等领域的最新动态，为野心勃勃的生活家、知食分子与时尚人士提供永不过时的创意与灵感。